七月九日，是立法會原定審議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的日子。本來在七一遊行之後，社會輿論情緒高漲，遊行人士早已明言：假如政府一意孤行，按原定計劃在七月九日將草案提交立法會二讀的話，一定會號召市民在當日包圍立法會。

後來發生了甚麼事，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七月九日當晚，我坐在立法會大樓，外面傳來一陣一陣的叫喊與歌聲，令我有很多感慨。

我辭任行政會議成員的決定，對政府和公眾來說都非常突然，也直接促使政府押後立法。這個多星期以來，我得到很多人稱讚我，也有很多人強烈批評，兩者都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做「人民英雄」，也想不到會被人指責為「不忠不義」。雖然我很想留在象徵著最高權力核心的行政會議，這是每個參與政治工作的人的理想。當初董先生盛意拳拳，邀請我加入行會，現在我只幹了一年就請辭。現在想來，我還是覺得有點對不起董先生。

只是，在那個時候，基本上我沒有多少個方案可以選擇，可以讓我衡量仔細分析上策、中策和下策。現在想來，我只有「唯一一策」，就是辭職。

當然，我也明白到事件不單打亂了董先生和行政會議的部署，也會出現一個客觀的效果，即所謂「執政聯盟」瀕於瓦解。本來行政會議內有民建聯和自由黨的主席、工聯會的會長，政府有相當票數推動政策。現在我退出行會，不少論者都指出，政府有需要改組行政會議，以挽回民望，避免出現管治危機；更有人認為，問責制已徹底失敗。

我認為，問責制作為一個制度的成敗，跟最近一年問責制的運作，不能相提並論。自由黨是最先倡議香港實行政治問責制度的，到現在我們還認為這個制度有其優點，例如可以更靈活地吸納外界人才出任主要官員，以及將政治責任和公務員系統明確劃分等等。這一年來香港管治班子的問題，未必與制度本身有關。老實說，現在問責制的運作與一年前相比，已經好了很多。

我也早已表明，自由黨向來代表工商界，主要參與功能組別選舉。我也完全沒有意思角逐直選議員。我退出行政會議，也不代表自由黨從此變成反對黨，政府各項合理的政策，我們仍然全力支持，例如上星期通過的足球博彩規範化條例草案。

我希望經過今次事件，政府和公眾都冷靜下來，客觀和理性地討論廿三條立法的條文，履行香港的憲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