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制不應令架構更繁複
田北俊
明報二零零一年十月廿四日
多年來，自由黨一直提出政府高層和主要官員問責不足的問題：一方面，行政機關的「集體負責制」，實際上等於無人需要負責；另一方面，所有政策局局長都是公務員，原則上只是執行政策，無須負上政治責任；很明顯，這個架構並不理想，去年的公營房屋短樁事件是現成事例。
值得歡迎的是，今年施政報告終於就主要官員問責制提出一些初步構想。不過，我認為今次政府只踏出了半步，雖然官員權力（和薪酬）都增加了，但工作量卻減輕了；更重要的是，問責制度仍未清楚落實。
在新制度下，部長將統領轄下部門制訂政策，權力增加不難理解。但為什麼說工作少了呢？因為按政府構思，以後政府架構內會多了一層問責制的局長，而現時的局長職位仍然保留，改稱為常任秘書長，薪酬條件不變。但是，局長和秘書長的職責，都包括制定、執行和解釋政策、出席立法會會議等等，等於過往一個人的工作，交由兩個人做，分別只是新制局長須負上政治責任而已。此外，新制度下保留非問責制局長，薪酬條件不變，實有浪費公帑之嫌。我認為，政府可考慮在設立問責制局長之後，取消現時的局長職級，以免政府架構不必要地膨脹。
另外，施政報告對於高官問責制的初步構思，只簡單講述其任免、任期及職權，以及將他們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以改善施政等等。至於在實行問責制以後，如何可以加強行政機關和立法會的溝通，怎樣有效改善施政，都沒有具體觸及。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還有權責的問題。在問責制下，局長固然要承擔政治責任，但同時必須擁有足夠權力指揮和處分下屬。在商界，責任和權力是對等的：責任越大，權力就越大，否則，有事起來局長中箭下馬，而不合作、不稱職的下屬則絲毫無損，這樣既不公道又不利施政，而且亦不容易吸引有能之士加入政府。話說回來，問責局長要有效施政，始終需要公務員合作，但至今我仍未聽到任何一位署長級公務員表態支持。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應該藉推行問責制吸納更多社會人士加入政府，注入新思維，形成良性互動。例如美國前任財長魯賓和薩默斯，一位出身投資銀行，一位是哈佛教授，他們任滿後可返回所屬機構繼續工作。可是，香港政府卻恰好相反，不斷「輸出人才」，政府往往委任退休高官出任半官方或公營機構高層，變相為高官開拓出路（及財路）。政府既然鼓勵建立以知識為本的社會，若能以身作則，用人唯才，廣泛吸納各界人士為公眾服務，肯定有助進一步爭取社會各階層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