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職政府的規定較容易處理。政府建議出任問責制官員的人士，若本身並非公務員，必須申報個人利益並通過品格審查。這些入職規定相信公眾亦會接受。

較容易引起爭議的是離職規定。官員在位期間負責制訂政策，接觸不少機密，離任之後當然不應利用有關資料謀取個人利益。但另一方面，若離職規定過於苛刻，又未必能夠吸引優秀人才加盟。政府需要在這兩者之間小心衡量，求取平衡。

政府建議，主要官員離職後一年內受聘於任何工作，均須徵求特首委任的專責委員會的意見。但文件沒有解釋，所謂「尋求意見」，究竟是否審批，而假若執行起來，公司行政總裁不得重返商界，教授不得返回大學教書，試問又有什麼人願意加入政府呢？而一旦社會精英不願加入政府，由現任局長全數過渡出任問責制局長，難免予人「換湯不換藥」之感，這個制度的公信力自然大大削弱。

我認為，香港可以參考美國的類似制度，社會各界精英在出任政府官員之後，可以返回原來的行業和界別任職。至於如何防範他們離職後涉及利益衝突的活動，我相信透過自律和社會監察應可處理。原因是該些離職局長均屬其原來行業的精英，並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為保持其公信力，必然會對自己的行為自律，替自己涉及的活動訂下嚴格的要求；而且立法會和傳媒向來緊密監察政府，以及現職和離職高官涉及的活動，相信日後也會同樣對待離職局長，發揮監察作用。

美國的制度行之有年，運作成熟。克林頓時代擔任總統經濟顧問的斯蒂格利茲（Joseph E. Stiglitz）、以及先後擔任財政部長的森瑪思和魯賓，在離職後都可以返回本身專業的另一崗位繼續工作。這種安排有助於政府、學界、商界和其他機構交流人才。

當然，香港未必需要完全依樣畫葫蘆，但有關制度無疑值得政府參考。部長制即將推行，政府應該仔細研究問責制官員的離任規定，以吸引更多各界精英加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