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上週公佈了有關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架構，雖然有意見認為事前並未有足夠諮詢，但假如我們細心回顧，其實有關這項問題的討論，肯定絕非今時今日才發生之事。

就以自由黨而言，從回歸之初，我們便一直提出應該推行類似外國部長制的行政架構，以加強政府施政的效率和對市民的承擔。自由黨多年來向特首提出施政期望時，每次都有堅持這項建議，所以今次有關政策得以實施，亦算是政府對自由黨施政理念另一次具體的認同。

當然，行政長官如今所推出的問責制安排，並不表示自由黨完全沒有意見，因為當中的一些爭議，其實是值得關注的。

首先是有關將來主要官員聘任時能否「易入易出」的問題。我們贊成官員聘任時應先有一定的品格及背景審查，至於將來離任後的安排，則最好能盡量以寬鬆為原則，因為若能做到「易入易出」，才能夠更容易吸納社會各界精英為特區政府和市民服務，否則來來去去只能找得現行公務員去接任，問責制便變了「換湯不換葯」。

其次是政策局的數目問題。現在的方案是把原有的十六個政策部門，經整合後縮減為十一個，但我一直認為應該縮減至八個、甚或六個已經足夠，因為問責制既然是為了加強政府的效率，架構便應愈精簡愈好，正如一些評論也指出，有關公務員事務和政制事務，其實大可歸入政務司司長的責任範疇，而未必需要獨立成局。

另一值得關注的，便是在新問責制下，行政立法關係能否得到改善的問題。由於問責制推行之初，預計高官主要仍由公務員轉任，就是其他局長由非公務員出任，在行政主導的原則下，也不可能由立法會議員出任。所以，除了問責高官外，行政會議內也應加入一些與主要政黨有聯繫的立法會議員，以加強與立法會的溝通和游說工作，確保行政會議的決定，能順利在立法會內獲得足夠的支持，也就至為重要。

至於問責制下，特首會否因此「大權獨攬」，相信也是不理解《基本法》規定所出現的不必要憂慮。因為根據《基本法》，特首在行政主導的體制下，是掌握行政權，領導特區政府的。特區政府所有官員的任免，從來便是由行政長官向中央作出推薦，故不存在行問責制而額外增權。

因此，自由黨認為，高官問責制既然是要令高官更好向公眾負責，理順施政，原則上是值得支持的。至於三司十一局的編制，是否過於龐大等細節，當然還有斟酌餘地，但我想沒有一個制度是十全十美的，而政府既已表明會在新制實施一段時間後再作檢討，我想我們大可讓新制先行，沒必要橫加阻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