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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握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以增加就業」

議案發言

代理主席，就今天的這項議案，其實我是第一次在立法會看到各黨派，無論是代表商界或代表基層勞工界的議員，也這麼關注改善香港的就業機會，而且是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在立法會這麼多年，我覺得從前的辯論，是自由黨代表商界建議政府進行某些工作，聽下去完全是商界得益，而勞工界時常也有保留。但是，我今天很高興看到，所有其他議員也同意自由黨多年來一直倡議的東西。

代理主席，讓我分開來說，首先是有關加工區方面。我記得當初進入立法局時，即1993至1995年代表工業總會的年代，我當時已建議在邊境設立加工區。如果在當時設立加工區的話，可以利用國內好的勞工，用國內的工資，不是用香港的工資，很多工廠當時便不會撤走。可是，當時絕對得不到勞工界的支持，他們說如果設立邊境加工區，便會搶去香港人的“飯碗”，讓國內的人工作，這是行不通的。我們今天又再提出河套區的加工區，其實商業界也支持這事，但我看此計劃無需10年，也需5年才能成事，因為既要進行環評報告，又要搞好河套區的設施，屆時CEPA已失去效用，因為我們現在說的是3年或5年的先機。

看看我們今時今日的工資，在河套區究竟是用香港的工資，抑或用深圳的工資呢？按照現時深圳的發展，與10年前比較，它增長得很快。10年前，如果香港的工資是六七千元，深圳的便是千多元，但現時在深圳，如果沒有二三千元的工資便請不到人工作。再過5年，我覺得深圳的工資與香港的距離會拉得更接近。如果屆時才能成立河套區的加工區，我覺得當然會有些工廠在那裏運作，但是在某地方落地生根的工廠，例如東莞有接近1萬名員工的工廠，會否搬回我們的河套區？而且現在說的是5年後的事情，我對此是有些保留的。當然，有一種說法是：“做了好過唔做”，或“遲些做好過唔做”，我相信這計劃屆時也會有些效用。我覺得我說這番話是要作出平衡，因為今天全體議員也非常讚揚這議題，但是我亦不希望社會抱着這麼大的期望，以為如真的能做到有關事項及落實CEPA等，便可以製造更多就業機會。今天這項議案辯論，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增加就業機會。但是否真的能令我們現在基層的“ 打工仔” 抱有這麼大的希望，以為設立了河套區和落實CEPA，便真的能令他們的就業機會大為好轉呢？

如果CEPA是在10年前落實，真的會很有用。我記得在1997年回歸後不久，我已與當時的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說過很多次，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為何我們不能有特別貿易安排呢？以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協議為例，3個不同國家也可以簽訂協議，為何我們不能這樣做呢？周德熙局長當時的意思是，不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協議，向中央要求這樣做。可惜現在遲了6年，如果CEPA能在1997年成事的話，其他國家到了2005、2006年才在國內正式執行WTO的條款，我們便有8年的先機，這是非常有用的，而現在只有兩三年。

再者，我們今天說的CEPA，中央是沒有任何法例訂定的，所以自由黨在數月前往北京時曾提出兩點，可以能令現在的CEPA再配套好一些。第一點，我們要考慮一下港澳同胞的投資法。我們現時的做法究竟是當作外資還是內資呢？因為外資有它的好處，內資也有它的好處，但現時的港澳投資並沒有清晰的投資法，包括在現時CEPA的情況下，中央也沒有指引。那麼我們如何演繹呢？所有藉CEPA商機而在香港做生意的人，無論是專業人士或廠家，均在內地各自發揮，在任何省市都是自行商討，結果是怎樣便是怎樣，我覺得這樣的保障是不足夠的。另一點，現時很多在內地的廠商經常會發生爭拗，但卻不至於要打官司，我們便就此向中央政府建議成立非官式的協調會，即如香港的勞資審裁處，其運作不是打官司，而是進行協調工作。大家都知道國內現時有很多生意，如想在某市開廠，法例本來是這樣的，但到了第二天，可能又會多加兩條勞工法例或設立人頭稅；一會兒又說是為了環保而設立另一項收費。這種情況經常在各省各市發生，各地自行設立新的規定，令香港的廠家很難做。現在香港政府或葉局長既然知道我們曾提出這項建議，希望他們與中央政府討論時，能作出跟進。

在工廠方面，我也同意多位同事的說法，例如製造鐘表、高價成衣和珠寶等工廠，如果現時仍在香港經營的話，希望可以利用CEPA而繼續維持在香港經營。我很希望已搬進內地的工廠，例如製衣廠、塑膠玩具廠等，正如多位勞方的議員說，能夠搬回來香港，但我認為我們也不要太樂觀。

代理主席，自由黨支持原議案及所有修正案。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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