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助中央政府與香港民主派人士溝通

就「協助中央政府與香港民主派人士溝通」議案發言

主席女士，我們剛才就調查SARS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報告進行了數個小時的辯論，氣氛是沉重了一些，希望我現在提出的議案辯論能令氣氛變得較為開朗。

主席女士，我動議的議案是“協助中央政府與香港民主派人士溝通”。看起來，這議題的範圍是很狹窄，但我覺得如果能落實這項議案，我相信對香港整體的管治會大有改善。一個社會的安定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穩定及和諧的社會環境。

主席女士，這裏有多位議員也是在八十年代開始在立法局工作的。在那個年代，很多議員例如我自己當初入局時，是委任議員。當時，我們在聽取民意方面，事實上是不大注重的。多年以來，我們循序漸進，從開始有功能組別的選舉，以至普選、民選。在這方面，我們覺得最大的分別是有了選舉以後，香港政府 ─ 無論是從前的英國政府或現在的中央政府，在聽取民意方面也更覺重要、更為重視。況且，在溝通的過程中，一定要有“有得傾”和“較和諧”才可成功的。

前數年，在經濟方面，發生了金融風暴，去年又出現了SARS事件，事實上，那些問題是難以處理的。但是，無論如何，政府與所有派別的議員均覺得應設立一個良好的工作關係和基礎。我們最近留意到，這數年以來，中央政府與民主派人士一直存在着少許問題，所以我們很高興看到最近的政治氣氛有所改善。由劉千石議員呼籲和解，至李柱銘議員在6月23日提出呼籲港人與中央攜手合作的議案，以及中央領導人的積極回應，均令多月來的分化、對立的緊張氣氛緩和了不少。自由黨在政制發展的討論中，一直強調理性務實，加強溝通，尋求共識。既然現在各方面也談到溝通，所以我們自由黨很樂意從中出一分力。

主席女士，提到如何積極溝通，我覺得短期內有3方面可以做的。第一，是有需要支持社會的穩定繁榮，如果政治氣氛持續緊張，長此下去，對經濟發展肯定會有負面的影響，也可能會削弱本港及海外投資者的信心。舉例來說，1個月前，Standard & Poor's對港元的評級展望為負面，理由是擔心如果民主派在下屆立法會贏得過半數的話，便會令政府更難滅赤。但是，最近由於政治氣氛轉趨平和，Standard & Poor's立即把香港的長期港元評級升至穩定，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好的證明。

第二，我覺得就政制檢討尋求共識是非常有需要的。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決定不在2007及08年實行雙普選，但就本港未來政制的發展安排，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例如如何擴大選民的基礎、增加多少議席和未來的普選進程等。我也非常同意如果我們繼續處於對立的局面，最終只會令本港的政制發展進程放慢，原地踏步，一事無成。所以，我們覺得在政制方面，如果提到2007及08年只能做到這麼多，那麼，我們是否可盡量做好政府和商界所關注的9點事項，以便可盡快在2012年實踐普選？自由黨是有這樣的期望。

另一點我也想提及的是，最近自由黨進行了一次民調，是在7月2至4日進行的，抽樣調查了大約1000名市民，結果發現有六成市民認為現時香港的分化、對立的情況非常嚴重，只有一成四的市民認為香港的分化情況不算嚴重。調查結果又顯示六成三的市民認為泛民主派要求與中方溝通和解，可有助緩和分化，只有20%的市民認為不可以。因此，從民意調查清楚地看到，很多市民均希望中央和民主派的關係可以改善。

主席女士，基於這些情況，自由黨覺得可以做些甚麼呢？前兩個星期，我們找了一位自由黨的常委，他也是一位政協委員，前往北京會見港澳辦及統戰部的官員，傳達了香港各界均有呼籲溝通的信息。我們得到的回應是非常正面的，所以我們便提出這項議案。其實，今天的議案有兩部分，一，是協助中央與民主派溝通；二，是向有需要的民主派發回回鄉證。

主席女士，我想在此提一提中央最近的言論。最近，中聯辦透過新華社表示，“我們主張加強溝通，坐下來當面談，更有利於社會的和諧和穩定。‘理性溝通、尋求共識、共創祥和’是香港市民的普遍要求，也是我們的心願。”中聯辦並且強調了“求一國之大同，存兩制之大異”。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也曾表示，多溝通可以減少誤會，只要大家都維護“一國兩制”及香港的穩定繁榮，他樂意與任何界別和任何階層的人士溝通。中聯辦也曾表示，李柱銘議員的議案能順利通過，是積極的做法，又強調中央與任何擁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人士，包括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士，“溝通的大門都是敞開的”。

自由黨認為中央對民主派的呼籲，能迅速地作出了積極和友善的回應，證明了中央抱着高度的誠意。既然雙方也願意溝通，特區政府作為港人與中央的當然橋梁，便應該更積極地提供協助，為促成雙方的溝通而穿針引線。

我們建議可先安排較為溫和的民主派與中央的官員，例如港澳辦的官員見面。我要加強申述的一點是，我們並非想分化民主派，只是覺得取易總較取難或只是以一次過來完成為好。在溝通的方式方面，我們覺得無論是閉門或公開形式也是行得通的。但是，我們覺得雙方也不適宜設下任何先決條件，因為如果大家也設下先決條件，我們擔心第一次的接觸便已難以成功了。

主席女士，有關回鄉證的問題，我們覺得溝通是必須有一個過程。第一步，一定要令現時未能返回國內的民主派人士可以返回國內。所以，我們覺得要盡快讓他們收到有關的通行證。我剛才說自由黨所進行的調查，也有問及這點，普羅市民當中，有40%的受訪者也覺得泛民主派對今天中國的國情沒有足夠的瞭解，認為他們對國情要有足夠瞭解的市民有很多。我們看到也有六成一受訪的市民認為，如果中央可讓泛民主派返回國內，即取回回鄉證，是可以加強雙方的溝通的。

我們也瞭解一些民主派人士上次返回國內（他們從前是可以返回國內的）可能已是多年前的事。這數年間，國家在近代的歷史上發展得最快，我們覺得如果我們有機會回去看看中國在經濟上、基建上和政治上的發展，便可更瞭解今天中國在國際上為何享有這麼高的評價，這是有理由的。

我們也留意到民主派較早前與行政長官會面後，亦讚揚行政長官董先生對他們擬取回回鄉證的要求，態度較從前積極了不少。我們覺得從這一點來看，雙方是可以再合作的。當然，如果要加強香港的統治、管治，我們一直覺得在中央與民主派建立互信，而中央又認可了民主派，兼且將來在立法會重選，而民主派又得中央的認同和溝通後，行政長官可考慮邀請他們進入行政會議；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我們覺得香港的施政便會真真正正得以改善。

主席女士，最後，我想提一提有關我的議案及司徒華議員的修正案。首先，為何我的議案提到“協助”中央政府與香港民主派人士加強溝通，而沒有用“爭取”呢？其實，我們覺得用“爭取”這字眼，看似是中央與民主派不想傾談，所以才要“爭取”與他們談。然而，我們覺得中央政府與泛民主派和民主派的同事，雙方看來也很有意思傾談，所以我們才覺得只要稍作“協助”，即協助一下特區政府，應該便可以了，因此便不用“爭取”。司徒華議員當然是覺得“爭取”較為好一些，所以便改用了這兩個字。我對此沒有意見，我是支持用這兩個字來作修改的。

第二點，有關我提到“並且協助有需要的民主派人士，領取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司徒華議員卻刪除“有需要的”。其實，據我瞭解，香港有接近700萬人口，沒有回鄉證或通行證的人數非常少，我想只有數十人或百多人而已（這是我自己的想法）。很多民主派人士根本是有回鄉證的，所以我提出的是“有需要的民主派人士”，已經領有的當然無須我們協助了。如果司徒華議員認為刪去“有需要”，變為“所有的民主派”，我對此亦沒有意見。至於修正案最後一句：“以維護在香港的中國公民回鄉的權利，”是加了一個“在”字，我想待司徒華議員提出他的修正案，說出他的看法，讓我們瞭解多一些後才再作評論。

主席女士，我謹此提出我的議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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