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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對新任行政長官的期望」議案發言(22/6/2005)
主席女士，我相信任何一個國家的市民對他們首長的期望不外乎是希望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可以開開心心、舒舒服服地生活。我覺得香港市民所抱着的，也是一個這麼簡單的期望，所以，自由黨代表我們的選民和市民提出同樣的期望。
我留意到最近有很多調查的結果顯示，市民最關注的，也是行政長官曾先生可否繼續改善我們的經濟，使就業機會增加、工資上升。就着這各方面，自由黨多位成員剛才已具體地發表了我們的意見，他們亦提出了例如這數年來，政府在改善經濟方面吸引了很多遊客，當中自由行便是一項很好的政策，希望曾先生可以讓此情況持續下去。
CEPA的實施是一個起步點，但有很多專業人士仍希望透過CEPA可增加他們在內地的發展機會。如果這方面可以再做得好一點，便能令更多中產人士、專業人士等在國內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
此外，我認為在前兩年實施的投資定居計劃（即申請者須在港投資650萬元而獲得居港權的政策），現在應繼續向海外推銷，使更多人來港投資。另一方面，政府透過唐英年司長領導的經濟及就業委員會一直進行“拆牆鬆綁”，方便營商環境的工作，現在已有所進展。
以上均是我們對曾先生的期望，而且期望他盡量落實，以及加強落實這數項已開始實行的措施。我覺得這些措施如果能繼續深化、再做得好一點，可以進一步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令更多人找到合適的工作，以及令工資有望上調。我們認為這些都是市民大致上最希望看到的狀況。
當然，在就業方面，自由黨也注意到，要在某些地區尋找工作的確很難，例如我選區所屬的新界東，即上水、粉嶺等地區，區內很多市民認為如果地區經濟可以發展得好一點，令他們在本區內可找到工作，即使所得月薪只有五六千元，也相等於到中環上班而賺取月薪七八千元，因為他們認為交通費實在非常昂貴，每月單是上班的交通費也要千多元，而且在中環即使是午膳的開支也較大。如果我們可以把各地區內的就業機會增加，令市民一方面可以減低交通費，另一方面又可無須早上多用1小時上班，晚上又多用1小時才回到家裏。因此，他們均希望政府可協助發展地區的就業機會，讓他們多一點選擇而無須跨區上班，我認為政府應就這方面多加思考的。
此外，我留意到有很多中層人士認為，如果政府的財政有所改善，他們期望（曾先生也有提及）如果政府財政許可，政府會在明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把薪俸稅減回2003年的水平。當然，自由黨認為在扶貧方面，最好的方法便是改善就業機會。張宇人議員剛才在發言中提出了對最低工資的看法，而對於最低工資這方面，商界和自由黨是有所保留的，我們不認為訂立了最低工資，便一定能夠扶貧，或一定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我們不反對曾先生要研究這問題的決定。我認為就任何問題而言，既然社會上發表了很多不同的意見，他便應該研究一下，對於這樣做我們是支持的。
我們的另一個關注點，便是空氣污染的問題。去年，在這立法會議事廳內，我們已一致通過要求政府跟廣東省商議，並須特別關注跨境空氣污染的問題，希望政府可以多做一點工夫。
主席女士，我作為自由黨的主席，認為我有需要說一說自由黨對政府的期望，這便是關於行政、立法這題目。我們認為政府如果可以令香港各大政黨全部都支持它的政策，這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我也留意到很多民主黨議員剛才發言時，對這方面有所保留，特別是對於保密及集體負責的制度。我也想藉此機會跟民主黨的同事說，“保密”、“集體”這兩個詞彙，驟耳聽來很恐怖，但事實上，想得深一點，當制度真正運作時，其實也不是那麼恐怖的。所謂集體負責制，只是要求在行政會議內的民主派或民主黨成員，與行政會議奉行集體負責，並非要求屬於民主黨的所有立法會議員也奉行集體負責，更不是要求民主黨的區議員、地區人士等全部因為有某一位民主黨黨員加入了行政會議，而均須奉行此集體負責制。
至於保密方面，我們亦認為有很多事情的性質是很機密的，例如何時會調高紅酒稅、何時會加減利得稅等，行政會議成員也可能只是在實施當天的早上才知悉，而財政司司長下午便會到立法會宣布。所以，這保密的行動其實也是有時限的，有時候也只須保密數小時而已。在政策方面，行政會議在星期二早上開會時通過某些政策，政府官員可能在當天下午或星期三便會召開新聞發布會。所以，事實上，該保密的要求，並非要求行政會議成員將某項消息保密數個月或數年。我認為對這方面如有過分的憂慮，便正如曾先生的說法，是“自製枷鎖”而已。因此，有關人士可否再考慮一下呢？
我們認為在香港，如果可以有多黨協助政府執政，沒有反對黨，便最為理想。當然，在這理想成為事實之前，我認為現時行得通的，便是行政會議依靠我們這數個友好政黨的支持，至於友好政黨的行事方式，就是多上多落，不希望政府在決定政策以後，便指望在行政會議內屬於友好政黨的議員一定支持，然後更進而游說在立法會的其他議員支持政府。我們比較屬意多上多落的做法，而且在彼此對政策達致共識後，我們便大力護航，令該政策容易落實。這些都是自由黨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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